|关于诗歌的穿透力|
好的诗歌，要穿透什么呢？按我的理解，人类的意识按照个体意识、集体意识、集体潜/无意识的顺序逐级深化。好的诗歌，就是能够很好地穿透从个体意识到集体潜/无意识之间的那个污染层或曰障蔽层，从而直抵集体潜/无意识的广阔内海，代替其族类言说其记忆或表达其欲求，而不是仅仅围绕着作者个人意识的表层进行着色。
所以臧棣有言：“史蒂文斯说，整个种族就是一个诗人。在我看来，它也反映出这样的看法，诗与大众之间其实在本质上没什么根本的冲突。按史蒂文斯的直觉，诗的书写看似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但它在骨子里体现的是，一个种族的潜意识的自我表达。”
如此，诗人如果想提升其诗歌的穿透力，还要不断从弗洛伊德走向荣格，从个体的生物冲动和本能欲望走向集体无意识的海床——只有不断清理那个从个体意识到集体潜/无意识之间的污染层或障蔽层，才可能实现诗性语言的破壳、起飞和滑翔，才可能使诗写具有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内在特质和本征意义。而这，更多地还需要诗人们回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里去修为，在“工夫在诗外”的磨砺和锤炼中达致语言的回馈和反哺。
|关于诗歌的风格|
法国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这喻示着风格虽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予以辨析和讨论，但就像影子和实体的关系一样，“风格”与“人”一旦两相剥离、完全分开，其实就意味着辨析的失败和讨论的终结。本质上，风格是人的形而上内涵在形而下情境里的整体描绘和细部展现，因而总是带着人的具体而真实的脉搏和体温。“风格”与“人”的互文性质和内在关联，事实上更多带有自性和超验的成分，既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直观概括，又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领域和经验范畴。
一般意义上，当我们指出某个诗人“风格多变”、“风格转变”的时候，其实是在“风格化”——风格的分泌物或化解品——的特定层面上所进行的解析，得出的结论。就“人”的精神磁场的整一性、稳定性和独立性而言，“风格”说到底是一种难以改变的“场强”和“电位差”——对磁场特性的既有概括和符码表达，因而总是和“人”难分难舍地纠结缠绕在一起。缘此，在通常语境中，对“风格”的评价总是被悄悄置换为对“风格化”的评价并为广大批评者所通用，对此清醒并慎用者少之又少。诗人在某个阶段某些层面某种境况的书写转变，诸如意象密度的增减、语速和节奏的快慢、形容词和副词的多寡……往往传达出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或技巧，用以分化或粉碎修辞惯性的厌倦和写作趣味的板结（其实也暗喻着对平板化现实的反动和超越）。而这正是“风格化”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如果前述的“策略或技巧”能够运用得转换自如、得心应手，就标志着“风格化”的成熟和完满——错落有致自是另有一番情趣，曲径通幽自是别有一方洞天！
在特定意义上，现代诗写就是“风格化”的诗写，再大跨度再多技巧的转变均是“风格化”的产物——它们都是风格的“面具”，与风格的本体论无关。
|关于诗歌的深度|
我们讲诗歌的深度、经验的深刻时，都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而进行，真正的深度、深刻，事实上是不可以脱离诗歌的美感而单独存在的。换言之，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思想的深度和经验的深刻必须织进语言的肌体并呈现出肌体的美感，才能算作诗，否则只能是思想作品或哲学著作。对此，我们不妨通过一段美妙的对话——德加问马拉美：我有很多思想，但为什么我写不了诗。马拉美回答说，亲爱的德加，诗并不是用思想来写的。诗是用语言来写的。（转引自臧棣《答木朵九问》）——来理解思想和语言对于诗的不同的意味。杨炼也曾说过：“中文诗人必须记住一点：中国生存经验的深刻，应当（必须）呈现为语言经验的深刻。常常见到的情况正相反，你能感到诗人苦大仇深，但从作品中获得的精神满足却极其单薄。”在当代写作中，很多诗人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把“生存经验的深刻”转化并呈现为“语言经验的深刻”，蕴藏在这“语言经验的深刻”中的美感便无法展示也无从寻觅。究其根源，也许在于仅仅在工具论或表现论意义上遣派语言，而不是把语言当做一个自足的鲜活的生命体来看待，从而失却了对于词语生命的敬畏和言语活动的哺育，落到纸上的就总是拧巴的逻辑和干瘪的意象。
记得欧阳江河说过这样一句话：“水是用来解渴的，火是用来驱寒的——这些都与诗无关，要进入诗就必须进入水自身的渴意和火自身的寒冷。”这句话，正好道出了工具论的语言和诗的语言的差异，当为我们所领悟和警醒。
|关于诗歌的化用|
就像个体的人无法脱离开人类而获得存在意义一样，语言以其对于“类”的注解而获得公共属性。在语言的公共属性的投影区里，人们的写作根本无法脱开来自于他人的影响，这也是诗歌中“化用”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写作的诱因，常常来自于他人或优美或隽永或奇崛的诗句的“击打”——这种“击打”，以灵魂出窍的形式，引起了一个写作者的共鸣、难忘以至于反复的忆诵，并推动他拿起笔，试图写出达到甚至超越他忆诵水平的诗句。而他写出的诗行，不论好或者坏，其实或多或少潜伏了他所忆诵诗句的影子。
如果加以反思，更多的可能也许是：只有少部分化用留在了自己的印象中，大部分化用却成了敝于“用”而不知“化”的遗忘品。我猜想：可能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常常是日用而不知的（大脑不是计算机啊，没有遗忘机制，存储那么多的信息量，人岂非要爆炸了！）。如果再猜远一点：我的一句好诗A化用自一个名诗人B的一句好诗C，而名诗人B的这句好诗C则化用自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D的一句好诗E，而不太出名的诗人D的这句好诗E则化用自一个没有名声的诗人F的一句好诗G，而没有名声的诗人F的这句好诗G则化用自他不写诗的朋友H在酒桌上的一句笑谈I，（当然也可以更简化，比如A越过C而化用E，或者A越过C和E而化用G，抑或A越过C和E和G而直接化用I）……依此类推，我们是否找到了一个无名者写作的伟大的本源传统——这个传统里有我们向卑微平凡的万事万物致敬的根本理由，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身边的蚁居务工之族和引车卖浆之流。从这个意义上，写作从来都是向你寄身于其中的生活致敬的一种特殊方式：没有身边这些切近的人息和物象，就不会有你的诗！
那就让我们谨记爱因斯坦的话吧：“我们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个人之所以成其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员。从生到死，社会都在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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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耕，本名牛玉波，1970年生于山东新泰，1992年开始写诗、评论，曾获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百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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